高额中间成本让国产煤输给了进口煤

[5]喻中：《关于人民代表大会筹备组的研究》，载《东方法学》2017年第1期。

《甘肃省民政厅、甘肃省财政厅关于建立养老机构运营补贴制度的通知》（甘肃省民政厅等，2019年6月10日发布）则要求民办养老机构、公建民营养老机构满足以下条件：公建民营养老机构保障性床位不低于总床位总数30%且保障对象床位使用率不低于50%。从实践来看，优化养老服务供给的重要革新工具之一即为契约。

养老机构中的失能老人虽然受到照顾，但同时又生活在一个相对隔离的边缘空间[15]。在公建民营契约中，也会借用绩效评估勾连起扶助与监管。[38]从跨越公私法的视角来重新判断政府保障型契约，对于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口规模巨大化带来的老龄化问题，尤其对那些由多元主体提供服务的领域，包括养老、教育、住房等领域更好地兼顾公平与效率格外富有意义。在包括养老保障在内的诸多给付行政领域中，行政法学上的重要争点在于生存权保障，即是否能够对基本的生存权益给予确认。如有些地方规定了公益性床位比例是50%，有些地方是20%，还有些地方未加规定。

这种契约活动如何在公共服务市场化或社会化之后，依然能兼顾公共利益等公共性要求则是相关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当不存在对承包人履行的直接科层式控制，要签订有质量的合同必须在条款中设定相应的具体标准并建立适当的激励系统。（3）风险评估的相对性。

[5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安机关不履行法定行政职责是否承担行政赔偿责任问题的批复》，2001年6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82次会议通过，2001年7月22日起施行。（3）黑油事件发生后，农业主管部门（农林水产省）的工作人员曾经担心过食用油的安全性，但没有进一步深入调查，也没有向食品卫生主管机关（厚生省）通报。如果侵扰或危险的程度非常高，则有可能将不介入决定视为裁量瑕疵。就笔者目前所掌握的材料而言，本文认为既要考虑到法律授予行政权限的意图，甚至上溯到国家观（如，是采用自由法治国观念还是采用社会法治国观念会影响到法律的解释），也要考虑到损害发生过程中各方的行态乃至个别人员的主观状态。

[24]参见[日]石橋一晃「薬害と国の責任」全国公害弁護団連絡会議編『公害と国の責任』214頁。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如何调控水闸桥进行泄洪，属于控洪过程中的合理性问题，……不能因为发生了不可抗力水灾就推定两被告存在怠于履行防汛抗洪的行为。

也就是说，在本案中，裁量收缩的要件尚须将下游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考虑进来，发生裁量收缩殊非易事。在暂扣车辆案中，原告借用他人的３台农用小四轮拖拉机，拖带两轮拖斗运送31头生猪。结语本文对裁量收缩理论的构造与边界进行了考察。[58]前引[53]，沈岿文，第95页。

[4]参见章剑生：《行政诉讼履行法定职责判决论——基于〈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3项规定之展开》，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1期，第146页。[27]尽管这两个判决都采用了裁量收缩理论，但是其在法律解释和事实的认定与评价两个方面都有所区别。重要的是，在这个应答中，行政机关的危险防止措施经由国家的基本权利保护义务和法律的合宪性解释而显现为一种行政裁量。在此情况下，援用基本权利的规范外效果缺少实益。

……（原告的）厂房被淹系短时间降雨量特大引起的内涝造成，与作为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裁量收缩理论的前提是裁量一元论，基础是国家的基本权利保护义务。

[52]第二，赔偿责任要在侵害人、国家和受害人之间分担，分担的基准是各方主体对损害结果发生的贡献度。 摘要: 裁量收缩是指行政机关享有效果裁量时，在一定条件下仍然负有作为或不作为义务。

效果裁量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决定裁量（是否作为）、选择裁量（如何作为）和时间裁量（何时作为）。特别是其与依法行政原理之间的关系，有待推敲。留在拖斗里的生猪，原告应自己设法处理。就国家赔偿诉讼而言，裁量收缩理论只解决了国家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却没有解决承担多少赔偿责任的问题。[17]这段阐述完全可以理解为对盐野宏担心的一种应答：行政机关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对第三人基本权利加以考虑地对行政活动中所出现的各种纷繁复杂的利益状况加以规整，并不必然违反法律保留原则，也可以通过法律的合宪性解释而成为一种行政裁量。[47]就裁量收缩理论而言，这一思想意味着裁量授权规范的保护意图对于裁量是否收缩的判断具有前提性意义——尽管探究特定裁量授权规范的保护意图需要复杂的解释操作，特别是那些并未明示其保护意图的规范。

如果考虑到个案情况后仍然应当适用它，那么它不外是行政行为理由的事先成文化。[39]此为法国的伯特兰对著名的法国不动产银行判决进行评述时所表达的观点。

法院判示，由于人力、物力、执法资格等方面的限制，不能指望市民自行取缔流浪狗。为了明确裁量收缩理论的构造，接下来需要追问的是为判断裁量是否收缩而对相互冲突的基本权利以及行政便宜进行比较衡量时的基准，以及这种基准与法律（裁量授权规范）的关系。

关键是，及时出警的行为义务与损害赔偿的结果责任之间需要更为具体的论证。在法律解释上，第一判决指出：食品卫生法上的权限行使与不行使属于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国《行政诉讼法》没有对包括课予义务诉讼在内的行政诉讼类型加以明确规定，第54条第3项规定的履行判决尽管在各种行政判决类型中有着蕴含课予义务诉讼的最大可能性，但主流观点一直认为，其所预想的只是一种程序性裁判，而非实体性裁判。[38]由此，行政机关判断裁量是否收缩时的种种比较衡量，其内容可以且应当理解为法律（裁量授权规范）意图的具体化，即裁量基准——为个案量身打造的裁量基准。在德国，裁量收缩理论的适用情境主要被设定为课予义务诉讼。赔偿责任的分担问题无法回避，却极为复杂。

判断裁量是否收缩尽管是从生活出发的，而非规范，却仍然无法离开规范。[31]前引[28]，阿部泰隆书，第509页。

[29][日]最判平成７年６月２３日、民集49巻6号1600頁（クロロキン薬害訴訟）。[21]因为裁量收缩的要件如此严苛，以至于行政义务（其对应物是私人的行政介入请求权）的发生只能是一种例外。

该法第1条规定：为了防治洪水，防御、减轻洪涝灾害，维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制定本法。如，对110报警案，我们可以提出这样朴素的疑问：是不是所有报警而未获及时出警的治安案件受害人都应获得国家赔偿？从我们的生活经验来看，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此时，裁量幅度收缩为零，无瑕疵裁量行使请求权转化为请求特定行政行为之严格请求权。第一，裁量收缩理论的背后是主观法思维，其裁量论前提是裁量一元论。典型形态是指什么（比如，是否指立法活动时的可预见性），是一个重要问题。搁笔之际，谨将本文最想传达的思想，以命题群的方式概括如下。

不过，是否在所有的自然力面前国家都力有不逮，是否在任何情况下国家对来自于自然的危险都不必承担作为义务乃至赔偿责任，显然尚需斟酌。[20]前引[12]，山本隆司书，第344页。

[11]也就是说，行政义务不是从裁量授权规范推导出来的，它毋宁是源自个案情况所关涉的、与裁量授权规范相区别的其他法律规范或者法律原则，如基本权利，平等原则、信赖保护原则以及以这些法律原则为基础的行政机关的自我拘束等等。关于此点，德国学者W·耶利内克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警察权行使所做的那个著名比喻，具有显著而普遍的（在不限于警察权行使的意义上）参考意义：特定状况下警察权介入的正当性基础恰如温度计上的刻度，零下2°是警察权介入的过剩指标，零下10°则是其不足指标。

即使生猪发生死亡，原告也应该向拖拉机车主索赔。[21]前引[12]，山本隆司书，第355页。